“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宅基地使用权、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，任何人都不能侵犯。” 在聆听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，这句给力的话令人难忘，也让人纠结。反观现实，人们更多时候看到的是理想与现实间的“沟壑”。

　　近年来，大大小小的村官涉土腐败案例屡屡见诸报端。为骗取国家征地补偿费和国家救灾补偿款，重庆市涪陵区李渡新区双溪村的3名干部在征地拆迁过程中，多次虚报坟墓、林木数量及征地面积，不到3年贪污达35万余元。浙江丽水市莲都区某村官，在协助政府从事村土地征用、房屋拆迁工作中，两年内伙同村干部共同贪污278万余元，受贿、索贿13万元。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阎村的原党支部书记阎海明，趁政府安置拆迁村民之机，先后贪污、受贿2000余万元，安置土地成了他的牟利之源。更有甚者，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委会委员梁某，伙同评估公司经理骗取拆迁补偿款1亿余元，还授意村委会主任出具伪造的证明及虚假文件，骗取国家停产停业补偿款3266万余元……

　　村官涉土腐败案频发，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障碍重重。事实上，我们并非无法可依，但农民维权在现实中遭遇到制度的流弊，使“任何人都不能侵犯”很难令行禁止。以征地制度为例，多年实践已充分暴露现行征地制度的弊端。今年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李冬玉提出，土地批租领域腐败问题高发的原因，一是土地所有权变化是国家强制性行为，被征用者具有法律上的服从性；二是征地支出与征后出让或持有在价格上相差数倍甚至数十倍，用地者具有经济上的趋利性；三是“公共利益”无明确界定，征用者具有执行中的扩张性。可以想见，在现行征地制度框架下，农民维权何其难矣！

　　不可否认，为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问题，国土资源部近年来做了大量工作。目前，全国已有29个省份公布实施了新的征地补偿标准，补偿水平普遍提高30%以上。同时，各地还积极探索多途径安置方式，通过将新增耕地或机动地安排给被征地农民，优先进行农业安置；总结留地安置做法，为被征地农民留有发展用地，提供就业岗位，利用房屋或门面出租保证被征地农民获得稳定收益，尤其是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等方法，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问题。但必须指出的是，这些努力与进步，只是“治标”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国土资源部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步伐，距离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“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”的理想目标，尚有相当距离。

　　聚焦农民土地财产权保障问题，使我们必须直面国土资源管理制度“不管用、不好用、不够用”的现实境况。如何改观这种窘迫局面？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。这也使笔者想到在今年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，徐绍史部长阐明的一条令人耳目一新的理念：解决国土资源管理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，靠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变通，仅仅是权宜之计，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、创新制度。他特别指出，总结提升改革经验，已具备深厚的实践基础。

　　“土地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既不能够操之过急，也不能够长期地等待。”今年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，围绕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“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，实现同地同价同权”、“以大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我国城市化”、“建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”、“区别对待小产权房问题”等多条具建设性意见的提案，为新制度供给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思路。

　　就土地管理而言，如何填平理想与现实的“沟壑”？当下的理性选择之一，在于有目标的新制度供给。要将改革做实，用观念的创新求得政策措施的创新，用改革的办法破除机制体制障碍。相信如此，我们才可能像法国哲学家米歇尔。拉库瓦所展现的理想主义那样：“头顶星空，脚踩大地”，达到理想和现实的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