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院新增院士名单公布。此次新当选的51名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52.6岁，为院士增选规范化以来最年轻的一次。而今年新当选的54名工程院院士中，最年轻的为46岁，60岁(含)以下的38人，占70.4%，相比上一次2009年增选的66.7%，比例又有增长。

    院士年轻化，无疑具有进步意义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对此的解释是，“随着国家改革开放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步步推进，院士年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。”然而，如果不深入推行院士制度改革，在收获院士年轻化的好处之时，也极有可能出现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种局面，即年轻院士一直处于学术的“最高级”，长期拥有最高的学术权，影响学术的公平竞争。

    虽然两院均强调，最高学术称号并不能与最高学术水平直接画等号，要以获得院士荣誉称号为新的起点，继续攀登科技高峰，科学没有最高只有更高。但是，按照现行的院士制度，院士荣誉称号与具体的学术利益挂钩，一名学者当选院士之后，不但立即获得与之对应的各种待遇，而且也将拥有在重大课题申报、项目评审中的更大话语权，加之我国院士没有退出机制，这意味从其当选院士起，直到完全不能工作时止，不出意外，将一直站在学术的最高端。

    这正是我国院士评审、院士声誉饱受诟病之处——正因为当选院士有这么多的好处，因此，每次院士增选，都会传出公关、拉票丑闻；而院士当选之后，以这一最高学术荣誉，就可长期行走学术江湖，不但容易获得各种重大课题，还是各种评审的常客，也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出于各种利益争相聘请的对象——在高校和科研机构，院士数是办学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——“双聘院士”“多栖院士”由此产生。

    北大教授饶毅曾提到一个现象，很多学者在国际优秀大学仅能晋升副教授之时，在中国就已经可以做院士，这让中国较好的科研人员，较早结束了科学活跃期。为什么当选院士之后，就结束科研活跃期，就在于院士从学术声誉变为了学术利益，院士们陷入利益圈之中，自然无暇再做真正的学术了。

 这一问题，两院已经有所注意。针对年轻院士们更早面临诸多“诱惑”，工程院连续几年给新院士及所在部门和单位写信，提醒院士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、鉴定、咨询等活动。而今年科学院则在证书颁发仪式上，要求新当选院士现场集中公开签署承诺书，对履行院士职责、严格自律做出公开郑重承诺。这在中科院学部历史上是第一次。

    两院的“提醒”也好，院士签自律承诺书也罢，在笔者看来，恐怕都难改变院士荣誉利益化的趋向，过去几年的事实也表明，纵有相关的院士自律规定，但院士兼职、赶场子当评委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。要让院士拒绝“诱惑”，关键在于取消院士头衔可能存在的各种“诱惑”。这需要院士制度进行两方面改革。

    首先，建立院士退出机制。我国院士一旦当选，就是终身学术荣誉(根据规定，80岁以上的院士会转为“资深院士”，不再有被选举权、增选时的提名权和投票权，不能担任职务，但待遇更高)，在当选之后没有任何学术成就，也将享有这一头衔——如果这仅仅是头衔，还可理解，但这头衔还与各种学术利益、学术权力挂钩，就大可商榷。以前院士当选年龄较大，退出机制似乎显得不那么紧迫，而在院士年轻化之后，如果没有退出机制，长期占有院士头衔，没有多大学术贡献，却以此获得各种学术利益、掌握学术权的现象，就可能引起社会对院士更大的不满。不但不利于学术自由环境的建设，也不利于鼓励年轻院士继续努力。

    其次，剥离院士头衔的各种利益，让院士回归学术声誉。在国外，所谓院士其实就是协会的会员，当选院士者，没有与之相应的各种待遇，而且，也没有特殊的学术权力。在申请课题、进行学术评价时，院士没有任何身份优势，与其他学者进行平等的竞争。这应该是我国院士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