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师郭文斌发出一条微博：孙先生在给念完小学的女儿算账时发现，去年一年女儿光花在学校组织的各类捐款上的钱，就有四五千元。一个小学生一年竟然捐款四千多元，的确让人咋舌。小学生捐这么多，固然有教师误导的原因，但能将板子全打在教师身上吗？这四千多元可不是一次性捐出去的，而是多次捐款的积累，为何要在小学生中组织这么多次捐款？让学生捐款，借此培养学生的爱心，方式没错，但没必要搞这么多次。据了解，学校一年来一共组织了四次捐款，分别是干旱、地震、助学、帮助贫困山区小朋友建图书馆。一年竟然要搞四次捐款，恐怕是将小学生当成了企业家。

　　郭老师认为，让小学生捐款，借此培养小学生的爱心，方式没错，错在一年次数太多。我看未成年人（也就是未能自己挣钱的人）捐款，实际上是老师用成年人（主要是家长）挣的钱来培养未成年人的爱心，这个方式本身就有问题。方式倘若有问题，一年捐一次还是捐四次，都还只是个数量问题。

　　即使是企业家，这么个捐法也有“苛捐杂税”之嫌。以前，我对什么是“苛捐杂税”不甚理解，打从知道某地红会每天从教师工资里扣一元钱“慈善捐款”，某小学一年组织小学生捐款4次，算是弄懂了“苛捐”。直接把手伸向教师腰包和小学生家长腰包的捐款，不是“苛捐”又是什么？

　　近日，民政部《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面向公众征求意见。追责机制缺失，信息披露、中间评价等环节构架薄弱，监督管理机制缺乏……这些问题可能民政部的《披露指引》一个也解决不了。从根本上说，中国需要尽快出台慈善事业相关法律法规。人大立法如果需要精雕细刻，需要长时间打磨，可以民政部先出台政策法规，而不是“披露指引”这一类“中看不中吃”的“软货”。

　　《人民日报》记者日前采访了参与慈善立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，解答了我国慈善事业立法滞后的原因以及立法难点等问题，值得一读。郑先生说：“我国慈善事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事业。”“但慈善事业毕竟年轻，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。”由于“年轻”，所以“失范”，我国的慈善法制还不够完善，慈善机构的发育还不够成熟。

　　慈善捐助的手都已经伸向小学生了，再伸就是幼儿园的孩子了，而我们的慈善事业还很“年轻”，确实让人觉得有关立法刻不容缓。一项事业“非常年轻”，是否就不能够先搞出一个“游戏规则”，我始终想不明白这里面“鸡生蛋，还是蛋生鸡”的关系。中国人做事情，一向喜欢先干起来再说，“干就是一切”，不大讲究先定好“游戏规则”再玩。所以，永远是“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”。“胆小不得将军做”，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做将军的机会少之又少，更多的机会是做“红会商业总经理”、“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”之类的“大官”，自封就行。《沙家浜》里胡传魁有句经典唱词：“乱世英雄起四方，有枪便是草头王。”现在则是“盛世商会起四方，蒙钱便是草头王”。也有点“文革”初期的意思，拉上几个人就能成立“战斗队”，“遍地主席（会长、总经理）下夕烟”，若有“首长”接见来个“合影”，回到自己起家的小地方，个个都比阿Q神气。中国要建立法制社会，能不能干一些事业之前，大家坐在一起先好好商议一个“游戏规则”，然后再“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”？记得“五月花号”一帮“海盗”到达美洲新大陆，大家下船之前先“封闭”若干天讨论、制定“游戏规则”，然后才下船去掠“地”攻“城”。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做事情，不应当先有“约法”再干吗？“年轻”不应当成为“失范”的理由，更不能成为连“海盗”都不如的理由。（苏文洋）